——《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外交新机制》

2014年5月25日，第十一期清华国际安全论坛在清华大学旧经管报告厅举行。会议邀请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做开幕式发言，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研究院、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王天灵参赞做点评发言人。有近二十家国内媒体到会参加。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论坛上公开发布了新一期清华安全论坛报告：《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外交新机制》。报告阐述了中国外交改革的必要性，呼吁中国外交的思想创新、策略创新和外交制度改革。报告以宏大的全球视野、超前的战略思维和大国外交的角度，提出诸多颇为新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思考和研究。

一、 当前的外交改革十分必要

鉴于当前国际格局出现的“两超化”（美国、中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趋势加快、“中国责任论”的压力不断上升，为应对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带来的新挑战，我国应积极开展大国外交，从过去的“以弱对强”转向“以大事小”，并从中国古代的大国外交和西方强国的外交实践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创造出符合当今时代的中国大国外交。

中国海外利益拓展需要我国开展全球外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大为拓展，我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在不断上升，受到的自然灾害也在增多，提升我国政府及时救助的外交能力和合作机制成为迫切需要。全球化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不可避免，这种趋势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如何从全球角度制定我国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政策，正在成为新课题。

实现民族复兴任务要求我国开展政治导向型外交。历史的经验证明，仅靠经济合作不能确保实现民族复兴，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决定了我国的外交工作需要改革创新。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要求中国外交更多地考虑安全战略利益。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需要中国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提高我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质量需要加强双边安全战略合作的水平。

经济转型要求我国在外交上跟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民众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度增加，都加大了外交改革创新的推动力。信息社会的网络化趋势，使我国外交应对意外事件的决策时间被压缩，优化决策程序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也要求我国向国际社会提出更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如公平、正义、文明等，强化中国的国际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的亲和力。

二、 中国外交需要思想观念的创新

当前我国作为崛起大国，应该创造出相应的理论支撑我国当前的外交战略，用于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战略。当前国际格局已经呈现出两超趋势，多极化的理论无法支撑我国今后的外交战略，为此，中国需要创造出新的理论，用于指导我国的总体外交。为防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我国需要完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随着今后十年中美战略竞争的程度只升不降，我国需要创造出管控大国分歧和战略冲突的和平竞争理论。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我国建立有关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全球治理的理论。我国需要从权力再分配、责任再分配和建立国际新规范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使其具有指导制定外交政策的实际作用。建立民族复兴理论需要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借力，从中国的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用于指导当今的民族复兴大业。

我国需要有大国外交的意识，即以不怕事的态度应对各种挑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经济合作，以敢担当的态度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自信的态度推动国际新秩序和新观念的建立。大国外交需要有敢担当意识。为推进民族复兴进程，我国外交要勇于参与大国博弈，在涉及国家利益以及全球重大问题上要主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尤其要在动员国际社会接受我国主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我国还要有全球外交意识，当前许多事务难以区分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因此许多政策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特别是有关国际规范的事务更需如此。

我国应创造分发有为的外交理念。外交工作需要“积极有为”和“主动进取”的理念。随着我国实力地位的上升，我国外交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冲突和风险，这需要我们及时应对这些冲突和困难，尽可能地防范风险和挑战。实现民族复兴是一个全新的事务，国际环境和时代的不同决定我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走创新之路。这不仅需要每个外交干部任劳任怨地工作，更需要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快速发展变化，一项外交政策适用于具体问题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要求我国要提倡不断改革的外交理念。

三、 中国外交需要策略创新

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扩大、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增多，今后外交工作的重点应从回避冲突向面对冲突转变。国际冲突的增加使预防性合作与积极合作同等重要。当我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可发展两类合作，一种是与第三方的积极合作，如针对安倍政府为日本的二战罪行反案，我国可与韩国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牵制日本的对抗政策。另一类是防止冲突升级的预防性合作，当前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是管控双方的分歧和冲突，合作共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全球性冲突增多还可成为推进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动力。借助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可在一些非军事冲突领域加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推进国际规范的建立。我国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深化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国际社会制订促进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的合作协议，推动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

我国外交应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转变。国际战略机遇的有无，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国际环境和趋势的利用能力，而不是维护这种国际环境长期不变，而且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各种战略机遇实际上是随着国际政治活动发生而不断出现，而且无固定期限的，因此关键不在于其有无，而在于是否能抓住它。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靠的不是有无战略机遇期，而是自身是否具有转“危”为“机”等能力。有能力者的战略机遇会源源不断。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需要我国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这样才有把握国际战略机遇的主动权，而不能守株待兔般地等待机遇。

中国要从融入国际体系向塑造国际环境转变。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面对的国际体系的压力越大。今后十年，世界上将有更多的国家不适应我国在崛起过程中在更多领域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如今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增多。崛起大国的实力增长与国际体系的压力成正比，这一规律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必须制定相应策略，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实力越强，影响国际环境的作用就越大。因此我国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适应国际环境。我国可通过自身政策使国际环境向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塑造国际环境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造那些不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对于那些故意与中国对抗的国家，应力求挫败其政策以儆效尤。实现民族复兴还是一个树立我国威望的过程，通过挫败敌对国家的力量就无法树立我国的威望。我国还要从坚持不结盟向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转变。不结盟政策已经不适合当今中国的崛起大国身份，继续实行不结盟不但无益，还可能弊端丛生。今后将有更多的国家以不结盟策略应对中美两国。因此，我国要大力推进建立“命运共同体”，以应对许多国家口头上反对结盟，实际在加强联盟的做法。但我国应强调“命运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区别，前者是以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全面战略，后者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地区合作。我国应创造性地开展军事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四、 中国外交需要制度改革

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要求对我国的外交制

度进行改革。一是应建立持续性的制度改革，任何外交改革机构的建立、措施的实施，都是为建立大国崛起所需要的长期不断的改革制度，而非一次性的彻底革命。如无制度推动，任何部门都难以进行长久持续性的改革。外交改革要从顶层设计做起。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创新热情得到激发，改革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因此，临时性的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任务，是建立一个能自动进行持续改革的机制，而不是永久性地领导本单位的改革。

要建立政策评估机制。调整外交政策应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常态。政策评估机制应该与政治制定和政策执行机制相结合。即在研究制定政策时进行效果预估，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效果评估，在完成任务后进行总结评估。评估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应根据我国实现目标能力的变化，及时将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调整为未来的中长期目标；将具备实现条件的目标调整为当下的现实目标。如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应该调整为长期实现的目标。外交还需要退出机制，顺利结束一项政策的意义在于可避免该项政策陷入困境或节外生枝。对已经制定的中长期外交战略也要及时调整。对于过时的文件规定要及时清理废除。

简化决策程序以提高效率。这使得简政放权显得非常重要。另外还需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的制度建设并非制订奖金的发放标准，而是要为创新性工作提供合法的制度保障，提供平台和渠道。激励创新的机制应与人才培养和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增加外交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将尽可能多的非专业部门的工作实行社会化；扩大对海外人员的使用范围，如留学生、当地外籍人员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旋转门”制度，利用社会智库提高外交决策的质量，对外交人员进行轮岗培训等。

今后十年，我国的外交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好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外交改革创新能力有多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