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交创新实现中华复兴目标

——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来源： 社会科学报 本报特约记者 徐庆超

当今国际格局的“两超化”（即中国成长为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趋势要求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我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需要中国实行全球外交。在大国外交中，中国要与美国以合作来增进互信。在全球外交中，中国要做到两点，一是在经济上，让他国能同样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二是在安全上，为他国提供切实的保护，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

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大战略

记者：对于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外交，有学者认为总体上属于被动反应型，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大战略。王毅外长也提出，中国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回顾65年来的新中国外交历程，您是否认同这一判断？如何在新时期推进我国外交工作的改革创新？

阎学通：在2013年10月24日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外交政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包括我们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和具体措施。习主席的讲话，阐明了中国外交的国家战略。

王毅外长在去年世界和平论坛上提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实际上是为习主席的这次讲话进行预热。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指中国要从作为不发达国家的弱国外交向作为真正大国的外交的转变。以前我们所讲的大国外交，是指作为大国的其他国家，而非中国。现在我们所说的大国外交，很明确就是在讲中国自己，而且我们自身的定位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而非一个地区性大国。

习主席在讲话中首次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的改革创新”，强调要统筹兼顾，“把外交工作办得更好”，为增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活力提供了新路径。

简言之，现阶段的中国外交需要思想观念创新：创造民族复兴的外交理论，培育大国的全球外交意识，塑造奋发有为的外交理念等；中国外交需要策略创新：从回避冲突向直面冲突转变，从融入国际体系向塑造国际环境转变等；中国外交需要制度创新：建立有持续性的改革机制、政策评估机制，进行专业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改革等。

记者：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曾说：“你能想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国际事件，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中美关系么？有什么样的国际危机，它的灾难性后果，大于中美之间的对抗冲突么？”但美国制衡甚至遏制中国的意图也很明显，比如，美国构筑所谓“C型包围圈”，操盘东亚地缘政治关系。您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怎样构筑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

阎学通：在国内，目前绝大多数人对“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还不甚理解。很多人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双方以合作为主的关系，这是不对的。按照我的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是指中美以竞争为核心的关系，讲合作是为防止中美的竞争关系演变成对抗关系。

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发展成为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关系。如果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解成以美英关系为目标，那么，那种大国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是不现实的。如果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避免中美竞争升级为当年美苏之间展开的全面军事对抗，那么，这样的大国关系则是有可能实现的。

具体要做些什么来构筑可能实现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的不断摸索和实践。一言以蔽之，中美需要在没有互信的条件下实现合作。现在坊间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双方没有互信就不能进行合作，如果是这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因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建立在缺乏互信基础上的合作，以合作来增进互信，而不是以互信为前提展开合作，二者不能颠倒。

中国正进行首次真正的民族复兴实践

记者：今天的亚洲，一面经济增长非常活跃，老牌大国和新兴国家都在这里跃跃欲试；但另一方面，从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的表现来看，亚洲似乎有一种民族主义复兴的迹象。布热津斯基担心，复兴的亚洲会不会滑向一种民族主义狂热，引发类似20世纪欧洲那样的冲突。您认为，亚洲的复兴能走出一条新路吗？另外，有学者认为现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呈多极化，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您怎么看？

阎学通：自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以来，现在是第一次实践，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践过民族复兴，所以不存在这次民族复兴与上次民族复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布热津斯基担心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主义会太强烈，但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远没有美国的强烈。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解释别国的政策行为时，都说是受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当阐释自己国家的政策时，则说是爱国主义的影响。实际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没有任何本质差别。

我不认为现在亚洲出现了所谓多极化趋势，在我看来，亚洲的力量对比表现为两极格局，即中国和美国的“两超化”趋势。“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想象，是在没有实证基础上的主观臆测。除中国之外，目前其他所谓金砖国家的发展速度都下降得很严重。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美国学者吉姆·奥尼尔最近表示，现在所谓金砖国家中只剩下中国这一块“砖”了。对于中国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要求我们开展政治导向型外交，以保证任务目标的顺利完成。

树立国家形象的战略选择

记者：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在刻板印象，媒体报道也是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评判中国的好或不好。那么，现阶段中国国家形象是否存在一个对外与内部的同步解构-建构过程，您认为理想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什么样？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最大阻力在于意识形态，对此，您如何评价？

阎学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西方国家以它们的价值观判断中国，中国也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西方，二者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取决于我们价值观的形态，而与我们的对外政策和自身国家建设程度的关系极大。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像今天一样大力反腐败，那么，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今天相比肯定不一样，至少会有政治清明的好形象。

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首先是一个实力的问题，竞争的核心是综合国力。假设现在英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美国也不会同意。意识形态不同可能会使双方在实力竞争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矛盾，但意识形态分歧不是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主要还是双方的实力差距。美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实力和美国一样强大，如果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那么，美国会非常愿意接受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选择。

习近平主席讲“亲、诚、惠、容”理念，就是说我们要让周边国家觉得能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而得到好处。当我们一味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利益，而不能让别人从我们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并且当我们无法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时，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好不起来的。

记者：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与周边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思想中是否包含除经济合作之外的安全合作，甚至如您所说向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有人批评中国外交注重于利益驱动，不能成为国际关系准则的道义提供者。作为一位“道义现实主义者”，您认为应如何平衡这种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中国一直是不结盟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您认为到今天，这种战略选择是否应该发生变化？

阎学通：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没有军事上的合作，就不能叫作“命运共同体”，而只能称其为“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既然习主席将之命名为“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一定包含着与周边国家建设“军事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内容。

中俄都否认两国是同盟国关系，但西方社会已经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就是正式的军事同盟了。因为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盟友之间，也不可能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多次举行大规模、高水平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任何两国举行此类性质的联合军事演习，人们就不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军事同盟关系。至于中俄之间是否已然超越盟友关系、升华为更高境界的国家间关系，则是人们的主观认定、因人而异，但客观事实是，中国军官可以站在俄罗斯军舰上指挥，俄罗斯军官也可以站在中国军舰上指挥，这一点在西方很多的盟友国家之间都做不到。因此，我认为，总体而言，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同盟国水平。

所有国家都以自身利益为驱动制定外交政策，包括那些批评中国以利益为出发点搞外交的国家。所有的大国外交都是利益外交，只不过在推行这一政策的同时，要顾及该政策的道义合法性。中国的政策也是如此，在执行过程中，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之间不存在比例分配或权重的问题。中国现在还不能成为国际道义提供者，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我们的物质力量还不够强大，其二，我们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也没有具体的行动措施。至于努力方向，习主席的讲话中已经提到了，就是要身体力行地“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外交在理念上已经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方向发展，在实践上已经从基于不结盟政策开始向具有同盟性质的国家间关系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