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春海 张帆

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的今天，面对世界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提出的“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我们应当如何有力回应？如何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命运共同体，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物质决定论”存在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新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的中心思想被学界称为“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目前，有“物质决定论”这么一种说法，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实力是基础，物质实力决定一切。我认为这个提法并不科学。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物质实力强大的国家也会走向衰败。最近几百年里，世界的中心国家是不断变化的，从西班牙到英国、再到美苏争霸然后到美国一超独大。为什么强国会衰落，而弱国会逐渐强大？这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

在实际研究中，我觉得“物质决定论”是有缺陷的，特别是把“物质决定论”变成“经济决定论”，把物质力量局限在经济力量中，认为经济力量强大到可以决定一切。那么今天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不论整个的物质力量还是经济实力跟美国差距还很大，但是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国际影响力差距在缩小，而不是越拉越大？

我认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即需要将领导人作为自变量之一建立起科学的系统性理论。这里的领导人指的是领导集体。每个领导集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政府变更之后，国家实力的上升和下降就会发生变化。为什么有的领导正面作用大，有的领导负面作用大，我认为是领导的类型不同，这其中就按照一个道义的标准来划分：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争斗型。

“道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相悖

中国社会科学网：道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中的两个主体，它是否矛盾？我们如何在国家政治外交中合理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阎学通：很长时间大家有这么一种观点，道义和利益是对立的，它们两个不是统一的。在中国古代，就有“义利之争”，国家到底应该是以利益为目标，还是以道义为目标。而这样的争论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多有体现。

道义现实主义提出后，曾有一些学者批判我，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说，你把道义都带到现实主义了，那你就不是现实主义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现实主义不是不讲道义。其实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们都很强调道义的作用。

道义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个人认为，道义对提高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有作用的。道义对权力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遵循或违背国际道义原则具有提高或削弱本国权力合法性的作用，但不必然会相应地增强或降低本国的实力。第二，遵循或违背国家道义原则不仅具有增强或削弱自身权力合法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自身实力的作用。有了合法性你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说“得道多助”。比如说，现在进行的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战争，如果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伊斯兰国”，那么这些国家的物质力量就增长了。也就是说，道义不仅仅是在法理上提高你行为的合法性，而且能够帮助提高你的物质力量，借助别人的物质力量来实现你的政治目的。

改革创新对大国崛起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网：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发生过世界中心转移的现象。如何用“道义现实主义”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共性逻辑？具体而言，作为一个崛起国为何能在实力弱于主导国的条件下赢得竞争，取代主导国的国际地位？

阎学通：人们看到世界权力发生转移最直观的感受，是新崛起的大国的物质力量超越了原来的世界霸主，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归结于物质力量的增长。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不严谨的，是什么促使物质力量能快速接近甚至超越主导国？我认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的改革创新能力。现在我们提倡全民创新，叫“双创”。双创的概念是大众要创新，各个领域都要创新。其实对政治领导人来讲，创新更重要，一切都是在变化的，领导一个国家、组织一个国家、管理一个国家，需要创新，没有创新能力，对国家的管理、治理是不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果的。这不仅仅在中国，全世界都如此。哪个国家当他们领导集体的创新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国家的发展速度就快。当这个领导集体趋于保守、丧失创新能力，这个国家发展就会比较慢。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在国家竞争中，领导集团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至关重要。可以说能否改革创新是影响世界权力发生转移重要因素。

为世界秩序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世界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的今天，您认为我们可以为世界秩序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

阎学通：国际社会越来越多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那么人们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你中国强大之后，你将为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领导。你这个领导跟美国现在的领导有什么区别？

荀子讲的“国际领导”有三类，王权、霸权、强权。王道思想的核心是“仁”和“义”。这里的“仁”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平，“义”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正义”。我个人认为，中国要给世界提供一个王权式领导，这和美国的霸权领导有根本不同。王权式领导的本质是仁慈。我们讲究以“仁”促进国际公平规范；以“义”促进国际正义原则；以“礼”促进新兴大国和平竞争。中国，我认为不是跟美国去争霸，我们应该是创立一个新型的王权式领导。

应该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去解释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政策有什么不同。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时提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以公共产品为例，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就是通过同盟方式然后向盟友提供保障，而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是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和美国建立同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贯穿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个大国的崛起离不开强大的理论支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一直在努力从中国崛起的实践中提炼出一些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崛起大国可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您认为现有理论中哪种理论比较有影响力？其中“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能提供怎样的理论支撑？

阎学通：目前我认为还是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对中国的崛起起了较大作用，因为国际政治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部分，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现在还不太适合当前的国际社会。现实主义，比较强调国家的利益，强调物质力量。道义现实主义还强调思想观念的作用。思想与物质，都是我们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你忽视了物质方面的建设，这个国家强大不了；但是你忽视了思想上的建设，这个国家强大可能会走上邪路。

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二元理论，即强调物质力量的作用，也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一个二元论比一元论效果更好一点。从分析层次来讲，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层次，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把三个层次贯穿起来了。从领导层的个人层次出发，领导人的政治去向决定国家类型，国家类型又影响国家的规范类型，从而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影响国际秩序的变化。总之，我觉得一个二元论的理论，一个能够贯穿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分析的理论可能是比较适合现实情况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