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9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清华大学甲所举办“崛起国外交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维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当代院英文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执行主编孙学峰副教授主持，当代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致开幕词辞。会议由当代院漆海霞老师负责筹办。《国际政治科学》副主编陈琪教授致闭幕词。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议题分为“关于崛起国外交转型的理论研究”、“关于崛起国外交转型的历史维度”两部分。发言人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进、亚太和全球战略研究院福研究员高程；北京语言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博士生周建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左希迎；外交学院讲师朱丹丹；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徐弃郁。点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另外有清华大学及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四十多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会议并积极提问。

阎学通院长首先在致辞中表示，许多关于外交转型的理论值的研究，如中国外交转型和崛起的关系、核时代的转型特征是什么？外交的转型与什么样的价值观配合才能成功？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议题。希望会议的讨论真正能使大家的思想发生撞击，写出一些好的文章。

徐进在其论文《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式》中，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思维定式进行了总结，它们包括：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外交为经济服务论。他认为这些思维定式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实质与趋势，但随着中国对外政策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这一关键外在条件的变化，这些思维定式是否还能够准确反映并帮助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十分有反思和讨论的必要。

周建仁在其论文《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外交转型》中，通过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剖析，指出其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认为中国的外交转型被动的成分较大，并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多是强化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而难以放弃不结盟政策。

左希迎在其论文《战略克制、社会化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认为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都需要保持战略克制，尤其是中国应采取渐进型的战略，避免操之过急，与美国发生冲突。

高程在其论文《财政税收与国家对外战略选择——从中西比较看晚明中国的海洋政策》中，阐述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的情况下，而没有像当时的欧洲一样将海洋作为扩大财源的一个方式的主要原因，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有所启发。

朱丹丹在其论文《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论述了我建国以来对外政策形成的内外重要因素。

徐弃郁在其论文《一战前的德国道路及其启示》中，论述了德国崛起及其当时的外交重心转移，认为崛起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崛起大国消除其他国家担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外交与军事是国家维护战略利益最基本的两大途径，考虑崛起大国的外交发展或外交转型，都不得不考虑其国内因素。这些观点对如何突破中国崛起面临的困境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金灿荣点评认为，把过去我们的思维定式梳理一下是很有益的，但应该注意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的区别。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政策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权力转移的问题非常复杂，许多问题仅仅用理论来解释还不行。中国的情况更复杂，有可能其发展进程与我们的理论的框架和历史认知不同。学者搞一点理论是可以的，但要跳出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把中国和西方分开来看。要尽量要把历史引进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借鉴之处。

周方银点评认为：国家战略转型要研究条件、过程和效果。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是转型效果。如何把理论研究与当前的外交转型结合起来需要考虑。单个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否可为我们研究大国战略转型提供可靠的经验？有些国家的策略不一定很对，但就是崛起成功了，因此不能说崛起成功国家的经验就一定是可借鉴的，崛起失败的国家就没有可借鉴之处。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扩大案例的范围，带着问题去研究案例。我们应打散这些案例，不断地进行重新组合。不一定完全学习哪一个国家的例子，可从各国的案例中学习有用的东西。另外我们要从大国的互动中学习，它们互动的行为对我们理解其成败更重要。如何联系到中国崛起的问题，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国际环境？过去靠实力，今后可能道德的作用会上升。历史只是启发性的，要得到直接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有关中国的外交转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转的，霸权国针对崛起国的政策调整是不是权力转型，2013年中国的外交战略调整是主动还是被动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合影

陈琪副主编在闭幕词中说：听完感觉收获很大。为什么要搞这个讨论，上边外交政策变了。对于外交政策为什么要变的争论还是很多的，有哲学方面的，有新理念方面的。美国等都在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变，对此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要跟上去。理论研究需要把研究历史、研究军事和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联合起来一起做。希望通过这个研讨会把这方面的研究搞起来，在《国际政治科学》上发表，

阎学通院长最后表示：理论研究是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做出理论贡献。有正确的理论比有错的理论强，但有错的理论比没有理论强。如果学者们不能提供理论思想，实现民族复兴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工作只有学者来做。